飛機收起起落架的時候，機身猛地一震，我急速地右傾。“不要緊，就這麼一下。”一隻手溫和卻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。
這聲音來自我身邊的一位白髮老婦人。她穿著灰色羊絨衫、毛呢長褲，顯得十分幹練，她的白髮捲曲，一雙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邁而渾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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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雙眼睛讓我認定她來自德國或者法國的某個地方。
“您的北京話很像我外婆講的那一種，現在不大有人這麼說話了。”我試探著說。老人的臉上湧起一種祥和：“這是我20歲時開始學的中文口音，1936年，還沒有開始抗日。”我飛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齡——80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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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她的確不像80歲的女人。
飛機慢慢爬升，老人如自言自語般輕聲講述起自己的故事。她的家鄉在德國法蘭克福，父親是一位建築學教授。當時父親有一名學生——一個英俊的湖北小夥子，他講一口流利的德文，常常出現在她家的客廳裡，在和父親討論問題的時候偶爾會偷偷看她，那時她17歲。兩年後，25歲的湖北小夥子回國前留下一封信，除了用德文規規矩矩寫下的致謝詞之外，還有一張中德文對照的地址卡片：中國武漢……這個地址她只用過一次，用於給他發一封簡短的電報：“將來武漢結婚，請等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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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兩人結婚後，一直在中國生活，1966年丈夫去世之後，她便定居北京。60年的時光已經讓她完全中國化了，她穿過列寧服，拿過紅寶書，有中國人人手一頁的戶籍卡片，用過糧票、布票、肉票……她講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話，她打趣說這叫作“嫁雞隨雞”。在她的觀念裡，丈夫的家就是她的家，所以，她每年回一次武漢。
從她的講述中，我飛快地算出一個數字——30年，一個德國女人為一個中國建築師守寡30年。我無法想像，是否老之將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，面對逝去的浪漫、時代的變遷、親人的離去和生命的終結，都會有一份類似的平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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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我無法想像，1966年她的丈夫和當時許多不堪忍受污辱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，將生命連同他們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諾一起結束時，是怎樣一種切膚之痛。老人的敘述中沒有任何愁苦，她幾乎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。
飛機開始降落。“我可以知道怎樣在北京找到您嗎?”我小心地問。“五天以後我返回北京，咱們要是有緣，就還可以碰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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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她笑著說。
在武漢市中心找到一家酒店住下來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訂下五天之後返京的機票，只為能與她重逢。因為這位老人，我開始無法抑制地想家，想念將在我返回北京時離開家去出差的丈夫。
事實上從我做記者的那一天起，就已經開始習慣和丈夫的分離。他像燈一樣守在一個固定的、叫作“家”的地方，而我像鳥兒一樣亂飛。
我撥通家裡的電話，是丈夫的聲音：“就知道是你。”於是我給他講起那位老婦人，丈夫靜靜地聽著，就像每一個晚上我捧著茶對他雲山霧罩地講，而他對著我默不作聲。“我知道你是欣賞我的。”相隔千里，我忽然就有了表達的衝動，而這是平日裡我不會做的。
丈夫在笑，但他的話依舊淡然：“我在洗衣服、床罩還有窗簾，你想想，一個老婆出差了的男人，除了這樣消磨時間還能怎樣?”這是丈夫一貫的表達方式，我似乎只有在異地的夜空下才能感覺到其中的深意。
五天的時間很快過去，在離開武漢前的最後一個上午，我專門去給丈夫買了一件毛衣。這是我若干次出遠門中唯一一次帶禮物回家。
我提前一個半小時到達機場，逡巡在換登機牌的地方，等待那位令我難以忘懷的老婦人。當灰色的身影出現在我的視線中，我們相視而笑。老人拉住我的手：“小姑娘，緣分也讓你刻意營造出來了。”顯然，武漢之行令她十分開心。
“下了飛機有男朋友接嗎?”我搖頭：“我丈夫今天下午的班機，出差。”老人笑了，雙眼眯成一條縫兒：“聚少離多，我們當年也這樣。你丈夫一定很不希望你出差。”我點頭，說不出話，忽然就很想哭。“因為有分離，才顯得在一起的時候很寶貴。”老人拍拍我的手，“我們在一起30年，之後我有30年的時間用來回憶。你離開家五天，有四個夜晚用於相思，很充實，對不對?”
我的眼淚落下來，打在她的手背上。我們仍然在機場告別。她鑽進計程車之前很認真地問我：“小姑娘，你知道婚姻是什麼嗎?”我一時語塞。
老人粲然一笑：“婚姻就是把穩定送給你愛的人，把浪漫留在你心裡。”
回到家，看到丈夫留的字條：“我會用魂鬥羅第六代的速度快去快回。”桌布、床罩和窗簾都是新換過的，屋子裡飄著淡淡的薑花味道。我抱著那件柔軟的新毛衣坐在地板上，把它貼在臉上，想著老人說的話——婚姻就是把穩定送給愛的人，把浪漫留在心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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